马斯洛虽然没有专门论述“约拿情结”与后人本心理学的关系，但我们不难看出它对于后人本心理学的重要意义。如果说后人本心理学的特点是对人性以及人的潜能有更开放的看法，指出了人性发展能够达到的一些更高的境界，那么，我们大多数人为什么又很难达到那样的境界呢？“约拿情结”揭示了阻碍人性向高水平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我认为，“约拿情结”这一概念，应该看成是后人本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。
这一概念与《圣经》有什么关系？《圣经》里为什么有关于约拿的故事？如何理解《旧约·约拿书》的意义呢？
上帝似乎很少给人以如此具体、明确的使命，但却给了约拿。遗憾他并没有珍惜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逃避，上帝要他去尼尼微大城，他却往相反的方向，逃走他施。从他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人何等顽固地执著于自己的小我，抗拒大我。
约拿最后达到了什么样的层次呢？他似乎一直没有彻底摆脱自己的心理障碍，到了后来，当日头曝晒他的头，他就说这样的话：“我死了比活着还好”。尽管约拿按照上帝的旨意去了尼尼微，传达了上帝的意思，但多少有一些勉强为之，并不畅快。尚不知道约拿以后的情况如何，但就以《圣经》的记载为止，他还没有达到大我实现的层次。他最多只是达到了自我实现。这大概也是迄今大多数人的实际情况，终其一生，也没有最后彻底活出大我。
如果对“上帝”的旨意心领神会，把“上帝”的意志看成是自己的使命，并且得心应手地行动，这就是大我实现。
“约拿情结”对于观察我们中国人的成长也很有意义。中国人在成长方面有好些弊端，而“约拿情结”这一个弊端尤其显著。我曾经把那种基本需要有了一定的满足，有很多压抑，却不愿意进一步发展的人格称为“自我萎缩型人格”（参阅许金声《走向人格新大陆》，工人出版社，1988年）。
中国人似乎对这一情结特别有体会，“枪打露头鸟”、“不敢为天下先”这样一些俗语揭示了我们文化中的一些弊病。
“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一定能做到比现实中的自己更伟大，我们都有未被使用或发展不充分的潜力。我们许多人的确回避了我们自身暗示给我们的天职，或者说召唤、命运、使命、人生的任务等。我们往往逃避本性、命运、甚至有时候偶然事件指示（或暗示）给我们的责任，就象约拿徒劳地试图逃避自己的命运一样。”
有多少人终其一生，碌碌无为，悄然地在阴郁的心境中死去。
“我们害怕自己最低的可能性，又害怕自己最高的可能性。在最美好的时刻、在最完美的条件下，在最具有勇气的状况下，我们常常能瞥见一些神圣的东西，然而我们一般都害怕这种东西。在这种高峰时刻，我们在自身看到的超绝的可能性给我们以快乐，面对它们，我们会颤抖，然而也会也虚弱、害怕、畏惧而直打哆嗦。”
人们对待神秘体验的态度恰恰也是这样。神秘体验为什么不能够理解为上帝的启示呢？人为什么又不可能有神性，至少是神性的闪光呢？人为什么不能够体验到比平时大得多的能量呢？
约拿情结的顽固性大概是我们很难以估计的。
另外，我也发现，那些听过那次神秘体验的人们往往也不愿意从神性的角度来解释。他们大多都是从较低的角度来理解，甚至干脆就说是“幻听”。他们的这种情况又进一步影响了我对那次神秘体验的态度，强化了我自己的约拿情结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也曾经是困惑我的问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正可以用马斯洛《约拿情结》一文中的话来解释：
“我们不仅对自己最高的可能性怀有这种矛盾心理，对于他人、对于一般人性中的这些最高可能性也同样怀有一种持久的、普通的、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矛盾心理。不错，我们热爱和敬仰优秀的人、圣人、以及诚实的、高尚的、和纯洁的人。但一个已经窥视到人性深处的人，一定能觉察到自己对于圣洁的人们所怀有的那种混杂的、通常是敌意的感情。更确切地说，岂止是圣洁的人，对于那些美丽的女性、英俊的男子，对于伟大的创造者、智慧的天才也同样如此。这种现象并非只有心理治疗家才能认识到，我们可以称它为“反尊重”（Counter-valuing）现象。读一读历史，我们就会发现大量的例子，我们的确敬佩和爱慕那些体现了真、善、美、正义、完美的人、以及最终取得成功的人，但他们又使我们感到不安、焦虑、慌乱、也许还感到有些嫉妒、感到自惭形秽、笨手笨脚。他们通常使我们失去自信、沉着、自重，——在这里，尼采仍然可以作为我们最好的老师。”
